第317章 慈禧太后 龙袍下女人的权力之路（第3页）

，将其开去御史职位，交由相关部门议处。慈禧的这一举动表明，她并非真心愿意放弃权力，而是希望借此向外界展示自己撤帘归政是出于无奈。

尽管慈禧名义上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中一切重要的用人行政事宜仍由她掌控。光绪帝在处理朝廷大事时，仍需请命于慈禧。这种局面表明，慈禧虽然名义上归政，但实际上仍然牢牢把控着朝政大权。

到了光绪十六年（189o年），奕譞病重。此时，慈禧对醇王一家已有猜忌之心，因此很少去看望奕譞。直到奕譞病危之际，慈禧才带着光绪帝前往探视，但父子相见时几乎无言以对。此后，光绪帝希望再次探望，但始终未能如愿。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戊戌之变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晚清时期一场旨在学习西方、改革内政、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场运动的生，背景是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决心进行变法，以期实现国家的富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光绪帝布了“明定国是”

诏书，标志着戊戌变法的正式开始。诏书中明确提出了讲求西学、变法自强的国策，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合法地位。随后，光绪帝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包括设立农工商总局、京师大学堂等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鼓励兴办实业等。这些措施旨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然而，戊戌变法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守旧势力在朝廷中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阻挠变法的实施。另一方面，变法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加之光绪帝在权力上受到慈禧太后的制约，使得变法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

在变法过程中，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对变法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却暗中操纵着局势。她通过重用亲信大臣、掌握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等手段，逐步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威。同时，她还利用守旧势力对变法的抵制情绪，暗中策划了一场政变。

戊戌政变生在变法进行的第1o3天。当时，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布了训政诏书，宣布重新训政，并立即逮捕了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等人。随后，她又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

的罪名，将康有为等人革职查办，并杀害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位维新志士。这场政变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

立储失败

变法失败后，慈禧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

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oo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11]此事最后以“两宫回銮”

前后，载漪、溥儁父子被配新疆而告终。慈禧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

六、仓皇西狩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起初，慈禧对义和团持剿灭态度，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她的立场逐渐转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慈禧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然而，她连续三次布谕旨，要求袁世凯在处理民教案件时要公平对待，避免单纯依赖武力，强调以弹压和解散为主要手段，确保京畿地区的稳定。慈禧希望各省督抚能够谨慎选拔贤能官员，整顿地方治理，与民众休养生息。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应该公平处理，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从而达到巩固政权和维护国际关系的目的。

然而，袁世凯在山东的镇压行动导致义和团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迅壮大，并逐渐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oo年）四月二十四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到了二十九日，约三万义和团成员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但不顾清廷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建议，鉴于义和团声势浩大，与其镇压，不如招抚并加以利用，将他们编入军队，利用他们的仇教情绪转化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力量。慈禧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五月初九日至初十日，慈禧派遣赵舒翘和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情况。随后，在十日晚上，慈禧召集王公大臣秘密讨论应对义和团的策略，最终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

然而，就在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的同时，各国驻京领事接到了本国公使要求紧急调兵进京的急电。五月十四日，一支由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率领的近两千人的八国联军分批乘坐火车从天津出，前往北京。这支联军在行至廊坊时，遭遇了义和团的阻击（参见廊坊阻击战）。十五日，大量义和团成员进入北京，次日，北京的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

慈禧派遣官员慰问各国公使及其家属，并试图劝阻各国调兵进京，但各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署，表示联军已经决定进京，无法阻止。随着联军进入北京，他们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成员及无辜中国居民。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展，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是否招抚义和团以及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顽固派代表人物如载漪、刚毅、徐桐等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匡、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镇压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最终在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下做出了决定。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的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不可信赖。慈禧反驳说，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倚仗的只有民心。如果失去民心，国家将无法立足。

五月二十一日，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面见荣禄，带来了一份据称是洋人照会的情报，内容涉及对中国皇帝的居住地、代收钱粮、代掌兵权以及勒令皇太后归政的要求。荣禄将这份情报呈给慈禧，慈禧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向列强宣战。当晚，慈禧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宣读了洋人照会的部分内容，并表达了“一战而亡”

的决心。会上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载漪、溥良等更是极力主战。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继续讨论和战问题。二十三日，慈禧得知罗嘉杰提供的情报是伪造的。然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要求清军于二十一日凌晨两点交出大沽口各炮台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慈禧得知这一消息时，大沽口炮台早已落入联军手中。当天下午，慈禧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正式向列强宣战，并命令许景澄等人通知各国使臣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

五月二十四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布宣战诏书，并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方针，由剿灭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慈禧派庄亲王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协同办理。

然而，慈禧的这一决定遭到了以刘坤一、张之洞为的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

。在地方督抚的反对下，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五月二十九日，她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

。当天下午，慈禧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在北御河桥竖立木牌，表明“钦奉懿旨，力护使馆”

。

六月初三日，慈禧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然仍坚称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

，但将义和团从“义民”

改称为“乱民”

，并表示将设法惩办“乱民”

。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进攻面前，慈禧一方面继续坚持“断无即行议和之势”

，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

，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国书于俄国、英国、日本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

。紧接着，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与列强谈判做准备。尽管慈禧仍然利用义和团，但她在此之前已经下令，对那些“结党成群，肆意仇杀”

的义和团成员按照土匪章程惩办。

随着战局的展，天津于六月十八日失陷。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求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

。同时，慈禧下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食物。然而，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的步伐。七月十八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