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慈禧太后 龙袍下女人的权力之路（第2页）
和“求富”
方针，积极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创办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然而，慈禧同时也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的牵制，以防止任何一方力量过大而威胁到她的统治。这种平衡策略在短期内有效地维护了清廷的稳定，但也限制了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总之，慈禧、慈安与奕?三人合作期间所取得的政绩，被时人誉为“同治中兴”
。
叔嫂斗争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她与奕?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同治四年（1865年）生的“蔡寿祺事件”
揭开了两人权力斗争的序幕。
当年三月四日，翰林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指责他贪污、骄傲、揽权、徇私，并建议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另选贤能议政。蔡寿祺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并未立即处理，而是将其“留中”
处理。当奕?朝见时，慈禧告知他有人弹劾，并将折子给他看。奕?询问是谁所为，慈禧告知是蔡寿祺。奕?随即表示蔡寿祺不是好人，并要求将其逮捕审讯。慈禧与慈安对此非常愤怒，当日便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人，打算以重罪处置奕?。然而，诸臣请求先查明事实再定罪。
随后，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内阁讨论，并召蔡寿祺前来供述。最终，在三月初七日，他们上奏认为蔡寿祺的指控缺乏实据，并暗示奕?若能严格自律，就不会屡遭非议。慈禧接到这一模棱两可的覆议后，立即召见了他们，并交给他们一份措辞严厉的朱谕，指责奕?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目无君上，甚至暗中离间他人。慈禧谕令革去奕?的一切职务，并要求众臣执行。
这一决定引起了众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认为奕?并无明显劣迹，仅在语言上有所不检，建议慎重处理。慈禧随即召见了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指示他们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在内阁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前，慈禧态度反复，先是表示对奕?仍有信心，后又严厉批评奕?，要求诸臣“为我平治之”
。
会议当天，众臣因慈禧前后不一的态度而困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醇郡王奕譞急忙从东陵赶回北京，上疏为奕?求情，请求慈禧宽恕他过去的错误，给他改正的机会。慈禧将此奏折也交王大臣会议。会议中，倭仁起草了一份否定奕譞意见的疏稿，但肃亲王隆懃等人支持奕譞，导致倭仁不得不多次修改疏稿。最终，军机大臣支持倭仁的意见，而礼亲王世铎及其他王公大臣则支持肃王的意见。
由于群臣意见分歧严重，慈禧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遭到内部反对，还可能引起外国干涉。因此，她在三月十六日布上谕，部分恢复了奕?的职务，但仍不允许他进入军机处。然而，群臣仍对此不满，慈禧只好在四月十四日允许奕?重新担任军机大臣，但议政王的名号不再恢复。
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奕?的权力，还加深了慈禧与其他朝臣之间的裂痕。慈禧在处理政务时，常常依赖太监传达信息，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违反祖制擅自出宫游玩，并在山东被巡抚丁宝桢扣留。慈禧对此惊慌失措，而慈安则召集奕?等人商议，决定将其就地正法。慈禧虽对此不满，但迫于舆论压力，未敢公开反对。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届十七岁，需要册立皇后。慈安倾向于户部尚书崇绮之女，而慈禧则坚持立员外郎凤秀之女为后。最终，同治帝选择了慈安的意见，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选凤秀之女为慧妃。慈禧对此十分不满，并在婚后干预同治帝的生活，令其疏远皇后。这种干预使同治帝十分苦恼，也进一步加剧了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矛盾。
撤帘与二次垂帘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将政权交还给年轻的皇帝。然而，同治帝亲政后依然难以完全摆脱慈禧的影响。慈禧为了享受奢华生活，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便她可以搬出紫禁城居住。同治帝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慈禧远离皇宫，减少她对朝政的干预。然而，当时财政紧张，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修复工作需要巨额资金，同治帝的这一计划引起了包括奕?在内的许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
尽管如此，同治帝依然坚持动工修复圆明园。然而，随着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光昭的贪污丑闻曝光，同治帝被迫考虑停止修复工程，改为修缮三海。即便如此，同治帝依然表示，停止工程需要获得慈禧的同意。从七月中旬开始，围绕园工问题，以奕?为的内外重臣与同治帝生了多次争执，使得同治帝对奕?等人的反感日益加深。同治帝甚至一度想要斥责奕?，并打算革职包括奕?在内的多位军机大臣，同时准备召集六部官员宣布这一决定。慈安与慈禧闻讯后，急忙前往弘德殿，流泪安慰奕?，并撤销了这一荒唐的上谕。
同治帝的反复无常和对国政的轻率处理，使慈禧在背后负有很大的责任。慈禧对同治帝的干预并未停止，这不仅影响了同治帝的执政能力，也让朝臣们感到不安。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不幸染病，御医诊断其病情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的陈奏事件，又开始由她亲自批览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同治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去世。戌时，慈安与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了奕誴、奕?、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
在此次会议上，慈禧先问：“此后垂帘如何？”
一位军机大臣回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慈禧则表示：“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
慈禧选定的人选是奕譞的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他同时也是慈禧与咸丰帝的侄子。这一违背祖制的决定令在场的王公大臣感到震惊，奕譞更是惊恐万分，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最终，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
慈禧随即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人带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次日凌晨，载湉被迎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并以继承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即光绪帝。慈安与慈禧再一次开始了垂帘听政的时代。
四、大权独揽
光绪帝登基后，慈禧意图有所作为。一方面，她努力笼络内外重臣，通过赏赐珍稀物品和给予优待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支持；另一方面，她布谕旨，要求各地督抚勤勉节约，忠诚于职守，并强调吏治的重要性，以稳固民心。然而，边境危机的加剧和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慈禧不堪重负，最终在光绪六年（188o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初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在这段时间内，慈禧无法处理政事，朝政主要由慈安一人负责。
慈安在独自处理政务的压力下，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4月8日）突然病逝于钟粹宫，年仅四十五岁。慈安去世后，慈禧迅召集相关大臣，安排慈安的后事。有关慈安的死因，有传言称她是被慈禧毒害的，但后世的研究认为，慈安本身患有厥症（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其去世可能是由于压力过大引的突性疾病，并非中毒所致。
慈安去世后，慈禧失去了唯一能够制衡她的力量，开始全面掌控朝政。奕?成为了阻碍慈禧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早在同治年间，奕?就因慈禧的猜忌和守旧派的攻击而屡遭打击，时而被罢职，时而被训诫，已经变得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绪初年，慈禧为了进一步牵制奕?，开始扶持清流派，使奕?在政治上更加缩手缩脚。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清军接连失利。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的重要人物盛昱上书指责奕?为的军机大臣在中法冲突中用人不当，导致战事不利。慈禧借此机会，以奕?“因循委靡，决难振作”
为由，免去了他的所有职务，并撤除了他的双俸待遇，令其在家休养；同时，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也被全部罢免。这一事件史称“甲申易枢”
。
奕?等人被罢免后，新的军机大臣名单包括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匡、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等。其中，除了阎敬铭因其清廉备受尊敬外，其他人多被认为是昏庸贪腐之辈，其行政能力远逊于原来的军机大臣。尤其是奕譞，虽然名义上是“商办”
，但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这一人事变动被时人比喻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
，即用平庸之人替代了有能力的官员。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击败法军，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领导的清政府决定乘胜求和，命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这一条约虽然在表面上结束了中法战争，但并未完全解决中法之间的边界争议，为后续的外交问题埋下了伏笔。
五、帝后相争
党争初起
慈禧将奕?排挤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后，开始依赖奕譞主持朝政。然而，奕譞深知慈禧的性格，因此在处理政务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日子并不轻松。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并由奕匡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协助。实际上，他们是在慈禧的授意下，以建设海军为名，修复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盖这一工程的真实目的，他们恢复了昆明湖的水操，并在此设立了水师学堂。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一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布上谕，正式宣布这项工程，并将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寓意“颐养冲和”
。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慈禧当面向奕譞和世铎透露了让光绪帝亲政的计划。光绪帝当即表示不愿亲政，而奕譞和世铎等人也恳请慈禧暂缓这一决定，但慈禧坚持己见。不久后，慈禧布懿旨，宣布将于次年正月十五日举行光绪帝的亲政典礼。面对朝臣们的请求，慈禧最终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继续训政数年。
随着光绪帝逐渐长大成人，慈禧愈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慈禧主导了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静芬指立为皇后，并同时选入了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为瑾嫔和珍嫔。次年正月，大婚礼成。然而，光绪帝对慈禧包办婚事表示不满，借口有病取消了宴请那拉氏家族的盛大宴会，并将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光绪帝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也为后来的帝后党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慈禧正式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上疏请求明确布懿旨，要求外省密折和廷臣奏折仍需呈报皇太后圣鉴。慈禧对此表示不满，并斥责屠仁守“乖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