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李鸿章 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领袖（第3页）

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成战场，疏于防范，导致东捻军在七月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李鸿章与丁宝桢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以走制敌”

的优势无法挥。

十月，东捻军在苏北赣榆的战斗中，任柱战死，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到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后，李鸿章因功被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同治七年上半年）

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当东捻军陷入困境时，西捻军紧急驰援，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迫使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震动，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

当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却无人应命，淮军几乎瓦解。李鸿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包括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

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于二三月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面，议定了“就地圈围”

的策略，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并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

。

六月初，西捻军与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果，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水位上涨，处境更加困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西捻军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后，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历次降革处分，赏加太子太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六、总督直隶

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日益壮大，李鸿章意识到自己与清廷的关系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张。因此，他决定效仿曾国藩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所采取的“以退为进”

的策略，奏请裁撤淮军。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李鸿章遵旨抵达北京觐见，获赐“紫禁城内骑马”

的殊荣。在京期间，他拜见了慈禧太后和同治帝，并会见了军机大臣奕?、瓜尔佳·文祥等，了解到清廷有意让曾国藩负责裁军事宜，然后让曾国藩移任直隶总督，并让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宗棠）平回”

。

十月，李鸿章返回南京，与曾国藩商讨淮军的撤留事宜，最终决定裁遣马步5o营，保留75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而李鸿章则先回乡省亲，继而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并在二月兼任湖北巡抚。

在此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李鸿章先后奉命入川查办川督吴棠被参案、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并挥师援陕镇压回民义军。然而，就在他抵达西安仅七天后，天津教案爆，列强军舰云集大沽口，李鸿章随即奉命率部“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

。八月，李鸿章在获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此次任命与天津教案和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有关。清廷希望通过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力量来稳定局势。

李鸿章成功调解了天津教案，同意赔偿4o万两白银，并派遣使团前往法国道歉。此外，他还惩处了相关责任人，包括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处决了8名肇事者，并将25名罪犯送往新疆服苦役。

同治九年（187o年）八月，李鸿章正式调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直隶一省政务及北洋三口的通商事务，同时还直接参与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一职务使李鸿章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他被加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李鸿章又被赏戴三眼花翎，这在汉族官员中极为罕见。此时的李鸿章在朝中的权势达到顶峰，被认为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的重要人物。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合上奏，提议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然而，李鸿章在签约过程中已经预见到日本未来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率舰队赴台，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前往台湾。尽管最终通过签订《北京专约》暂时平息了事态，但日本于光绪五年（1879年）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因“马嘉理案”

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战争威胁下，李鸿章巧妙运用国际法，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清政府同意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尽管条约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紧张局势，但也因此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七、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源于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清朝藩属国越南阮朝的侵略。自1858年开始，法国通过两次《西贡条约》迫使越南承认法国为其保护国。为了进一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国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动侵越战争，占领了越南北部的战略要地北圻，并击败了清朝军队，引了中法战争。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然而，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因此，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李鸿章先是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了《李宝协议》，但该协议随后被法国政府反悔。接着，李鸿章尝试与法国驻日公使洽谈，但未能达成一致。

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在北宁之战中失利，失去了太原和兴化两地。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对军机处进行了改组（即“甲申易枢”

），主和舆论逐渐占据上风。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同意停火。

同年6月，《第二次顺化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正式脱离清朝的朝贡体系，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协定，但李鸿章并未下令让清军撤回国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

生，局势进一步恶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由于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了福州，攻击了南洋水师，并围困了台湾。

在越南战场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了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国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随后，法国新政府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

，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考虑到继续战争的难度，同意议和，并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遣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

在英国的调停下，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进行会谈。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

地位，并开放中越边境供法国使用。

八、北洋始末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同治二年（1863年），他利用上海富绅的资金，引进了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上海洋枪三局，这是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展，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和机构。他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李鸿章提出了“海防论”

，强调列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积极倡导建立近代化海军。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水师逐渐展壮大，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之一。然而，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均，海军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了“甲申政变”

，日本趁机出兵朝鲜。次年（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如果朝鲜生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对方。这一条约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信任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不会有所行动，遂派直隶提督叶志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oo人赴朝，并按照《天津会议专条》通知了日本。然而，日本迅向朝鲜增派了大量军队，在朝鲜的兵力增至8ooo余人。随着起义被平定，清廷提议双方撤军，但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共同管理朝鲜，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李鸿章试图通过英、俄两国进行斡旋，但未果。最终，清廷决定调派陆军进入朝鲜，与日军抗衡。同时，李鸿章还租赁了英国船只高升号运送部分清军。然而，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中突然袭击高升号，造成大量清军伤亡。日本海军还袭击了清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导致广乙号沉没，济远号逃回威海卫。

清廷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决定对日宣战。但由于入朝清军尚未集结完毕，导致多次失利。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等逃回国。日军随后越过鸭绿江攻入辽东，接连占领辽东要地，并渡海进攻山东荣城、文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