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李鸿章 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领袖（第2页）

的政策，即通过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开支，而通过厘金（商业税）来支持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增设，确保了军饷来源。不过，这种“征粮收税”

“捐厘助饷”

的做法，虽然解决了军费问题，但也导致了“怨黩繁兴”

“民穷财尽”

的社会问题。

在对外关系处理上，李鸿章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手腕。例如，苏州杀降事件引戈登常胜军闹事时，李鸿章利用英国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作为说客，巧妙平息了事态，并最终解散了常胜军。

四、平定天国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随着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的投降，李鸿章抓住机会率领淮军起了收复苏州、常州的战役。在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后，淮军最终攻克了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定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由程学启统率，从昆山直驱苏州；北路由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进攻吴江和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苏州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鸿章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并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开启了他创办洋务的序幕。同年七月，程学启部逼近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前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在无锡大桥角展开激战，太平军失利。此时，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开始动摇，并与程学启部秘密接触，商讨献城事宜。

同年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人杀害了守城主将谭绍光，打开城门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解除武装，反而要求获得官衔及编制。李鸿章采纳了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降将郜永宽等八人，并遣散了其余部队。程学启入城后还搜杀了两千余名顽固分子。尽管此举引起了戈登的不满，但李鸿章认为这是消除内部隐患的必要之举，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尽杀云官等八伪王及其党数百人，此事虽太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曾国藩得知后，在日记中称赞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

苏州城破后，李鸿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获准穿黄马褂。与此同时，北路的李鹤章、郭松林、刘铭传攻克了无锡和金匮，程学启与道员吴毓芬等攻克了浙江嘉兴。淮军一路推进至常州城下，李鸿章亲自督军攻打常州，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破城，捕杀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和佐王黄和锦。至此，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赐李鸿章骑都尉世职。攻克常州后，常胜军解散，留下的洋枪队和炮队并入淮军。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考虑到与曾氏兄弟的关系，李鸿章担心染指金陵会被认为抢功，进而得罪曾氏兄弟。因此，他在苏、常两地按兵不动，转而南下攻入浙江，这一举动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后者上奏朝廷，指责李鸿章“越境掠功”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得知湘军即将攻破天京城，又因朝廷不断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接到李鸿章的出兵咨札，激众将出击。次日，湘军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处理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策略。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即遣散了大部分湘军，主要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

他认为，当前的威胁来自内部叛乱，但长远的威胁在于西方列强，因此主张保留湘淮军，不仅用于平定内乱，更要抵御外侮。

五、出击捻军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清廷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地区，督军防堵从湖北东下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及捻军。与此同时，李鸿章被任命前往江宁，暂时代理两江总督的职务。这一时期，李鸿章负责协调地方军务和民政事务，为曾国藩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清廷随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次代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保障工作。同年八月，李鸿章奏请购置上海虹口洋人铁厂的机器设备，并将这些设备与丁日昌、韩殿甲原有的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责成丁日昌负责监督筹划。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淮军的后勤保障能力，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由于湘军大部分已被裁撤，曾国藩北上时主要依靠淮军。曾国藩抵达前线后，采用了刘铭传、李鸿章等人提出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

的方针，决定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驻扎重兵，并实行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的机制。此外，曾国藩还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设防，推行“画河圈地”

的战术。

然而，由于捻军作战灵活多变，且势力强大，曾国藩的防守策略一时难以见效。加上曾国藩对淮军的指挥不够顺畅，导致一年多的时间内，剿捻成效甚微。因此，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清廷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手剿捻事务。

李鸿章上任后，立即着手扩大淮军规模。李昭庆所部扩充至19营，名为武毅军，并新增了“魁”

字2营、亲兵1营和“凤”

字7营。此外，还借调了唐仁廉的3营马队。这样一来，剿捻的总兵力达到了7万人。

当时，捻军已分裂为两支，赖文光、任柱等人率领东捻军在中原地区作战，而张宗禹、邱远才等人则率捻军进入陕西。李鸿章决定先集中力量对付东捻军。虽然他依然坚持“以静制动”

的战略方针，但吸取了曾国藩分防过广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

的战术，即力图将捻军逼入山深水复的地方，放弃部分地域以诱其深入，然后再由各省军队合力围困。

在具体实施剿捻战略的过程中，李鸿章主导的军事行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挑战。

第一阶段：臼口之围（同治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鸿章实施了“臼口之围”

的战略，主战场在湖北。东捻军突破了曾国藩原先设置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东捻军。

然而，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淮军遭遇了几次重大挫折。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

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伤。半个月后，“树”

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

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

军与“铭”

军原定同时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偏袒刘铭传，导致鲍郁愤成疾，所部“霆”

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下唐仁廉重组“仁”

字营，并入淮军建制。

东捻军在二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显示出其灵活多变的战术特点。

第二阶段：胶莱河、运河防线（同治六年五月至十二月）

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采取了“倒守运河”

的策略，并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集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